小年夜，小羊儿和詹姆斯两口子从西雅图飞来旧金山，到大羊家和前一天进城的羊妈妈会合，过了个“超级”团圆年，因为大年夜还请来了大羊高中同学、好朋友桂和她的先生马修。
除夕中午，先由ZM带领小羊两口子参观ZM打拳的武馆，后去买菜，小羊背着相机到Mission去“扫街”；回家后，大羊又带我们去了金门桥边，她常去“爬墙”的室内攀岩馆，顺便在阳光下的金门桥边溜达了一阵。
晚上厨师、面包师大显身手，酒足饭饱以后，间歇着看了点春晚节目，然后看电影，直到午夜后，迎来牛年。
我们的照片：
看大羊的点击这里；
看小羊的点击这里，进去之后点开任何一张照片，再点右手边小照片看下一张；
看羊妈妈的点这里；
有些内容是重复的，你可以想象，大厨们每搬出一道菜，大家就噼里啪啦忙着抢镜头呢！
2009年1月26日星期一
2009年1月23日星期五
当陪审员（四）
这时，听到书记员又在叫名字，却没见有人应声站起来，书记员把名字拼了一遍。啊？那不是叫我吗！赶快答应，自己告诉自己：“这才上战场啦！” 兴奋又紧张地，坐到候选席前排最头上，挨着法官那边的空位上，一手拿起题目纸，一手持话筒，长吐口气，先说了句：“我好紧张！”
看头几个题目都是介绍本人情况的：名字，住址，年龄，没什么好发挥的。
“ 工作单位”：摆乎了一阵2000年之前干了十年的IAC，生产各种数据库光盘的公司，跟新闻媒体联系很多，市面上流通广泛，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关于法律文件的数据库（算不算受过一定法律知识的训练？）另外， 来美国之前，曾在航天部（相当于美国的NASA），当了近二十年导航仪表系统的设计工程师。法官问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来的美国？” 。。。
“家庭成员 ”：大女儿在Google工作，小女儿在Microsoft工作。（后排有人“啊！”了一声）法官问：“她们的年龄？”回答：“大的是19XX年出生的， 小的比她小六岁”（你去算吧！）又问：“和你住在一起吗？” 又很快更正：“小的该在西雅图，大的呢？” 回答：“没住一起，但是每周见面，每天通电话。”（意 为：消息及其灵通！）
“本人健康情况”：大大发挥了一通 -- 本人血压高，精神紧张时整夜失眠，比如第一天来这里，就因为头天晚上睡不好，差一点坚持不住。。。法官却毫不同情，说：“我也是这样的！”
“有没有犯罪记录？”：当然没有！
“有没有被警察叫住过？”：有啊，那次女儿开车，和我一同去买一个CD架子。不小心在“Stop”记号处没有停车，埋伏在旁边的警察，马上跟了上来！（没有说的是：算上罚单，我们买了个一百几十元的CD架子，自那以后，见了警察就牙根痒痒）
“有没有经历过暴力场合”：没有。（实际上，忘了说文革中见到的暴力场合，是在座各位都没见到过的！）
“有没有关系接近的人，为处理暴力事件的单位工作？”：脑中灵光一现：有啊，一个以前的同事好朋友，在为某政府部门工作，处理受虐待妇女的事宜。“知道她是为哪个部门工作吗？” ：不知道，只知道是在旧金山市里。 “你们多久见一次面？” ：大约每月一次？（既是“好朋友”，总不能少于此数吧！其实已经好久不见她了。。。）
“有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调查？”：有啊，申请绿卡之前，FBI对我做了长时间的调查，因为以前在国内的工作。。。
“以前当过陪审员吗？” ：坐到这个席位上还是第一次，可是有几次坐在对面席位上，还有几次在楼上房间里。“共有多少次？” 记不清了，好像自从当了公民，每年都被叫到。法官居然笑了笑：“最近一次，坐在对面席位上，是哪一年，哪个法庭？” 去年，也在这个法庭。
“有没有什么种族、文化、信仰方面的偏见，影响你做出公正的判断？” （哈哈，我的压台戏来了！）“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，中国的司法理念和美国恰恰相反，中国把上法庭的被告称为罪犯，案件的审理过程就是找出无罪的依据；而美国法庭把被告称为嫌疑，在证明他有罪之前还是清白的。我是受着中国的教育，用中国的方式来思维和判断的。” 法官：“可以理解，我可以向你解释美国的法律概念，帮你熟悉我们的审理方式。”回答：“是啊，你可以向我解释，但是你不能改变我，根深蒂固的思维方法。我听了你的案情介绍，事情已经很清楚，显然，被告是有罪的。”（就凭此人犯了此案，害得我们那么多人，花着纳税人的钱，在此受那么多天的‘牢狱之灾’，他还不是罪孽深重吗？！）法官：“那你认为他是有罪的？”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这一生中，几个关键的考试或特殊场合，我一直为自己的临场发挥自豪。这次也是一样，一扫事前的忐忐忑忑，英文词汇好像会自己跳到舌头上，坚定地吐出来，其实语法并不一定正确，可是总能让对方懂我的意思。
我说完之后，法官并没有让两位律师再来向我发问，而是直接把他们两人招到面前，交换了几句，就对我说：“Ms X，You are excused. (你可以走了)” -- 阿里路亚！！这是第四天（12月2日）下午不到四点，终于“刑满释放”，离开座位时，大家用微笑给我送行，走出大门，高兴得都找不到电梯，一路小跑，下了楼梯，奔向自由！
（全文完）
看头几个题目都是介绍本人情况的：名字，住址，年龄，没什么好发挥的。
“ 工作单位”：摆乎了一阵2000年之前干了十年的IAC，生产各种数据库光盘的公司，跟新闻媒体联系很多，市面上流通广泛，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关于法律文件的数据库（算不算受过一定法律知识的训练？）另外， 来美国之前，曾在航天部（相当于美国的NASA），当了近二十年导航仪表系统的设计工程师。法官问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来的美国？” 。。。
“家庭成员 ”：大女儿在Google工作，小女儿在Microsoft工作。（后排有人“啊！”了一声）法官问：“她们的年龄？”回答：“大的是19XX年出生的， 小的比她小六岁”（你去算吧！）又问：“和你住在一起吗？” 又很快更正：“小的该在西雅图，大的呢？” 回答：“没住一起，但是每周见面，每天通电话。”（意 为：消息及其灵通！）
“本人健康情况”：大大发挥了一通 -- 本人血压高，精神紧张时整夜失眠，比如第一天来这里，就因为头天晚上睡不好，差一点坚持不住。。。法官却毫不同情，说：“我也是这样的！”
“有没有犯罪记录？”：当然没有！
“有没有被警察叫住过？”：有啊，那次女儿开车，和我一同去买一个CD架子。不小心在“Stop”记号处没有停车，埋伏在旁边的警察，马上跟了上来！（没有说的是：算上罚单，我们买了个一百几十元的CD架子，自那以后，见了警察就牙根痒痒）
“有没有经历过暴力场合”：没有。（实际上，忘了说文革中见到的暴力场合，是在座各位都没见到过的！）
“有没有关系接近的人，为处理暴力事件的单位工作？”：脑中灵光一现：有啊，一个以前的同事好朋友，在为某政府部门工作，处理受虐待妇女的事宜。“知道她是为哪个部门工作吗？” ：不知道，只知道是在旧金山市里。 “你们多久见一次面？” ：大约每月一次？（既是“好朋友”，总不能少于此数吧！其实已经好久不见她了。。。）
“有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调查？”：有啊，申请绿卡之前，FBI对我做了长时间的调查，因为以前在国内的工作。。。
“以前当过陪审员吗？” ：坐到这个席位上还是第一次，可是有几次坐在对面席位上，还有几次在楼上房间里。“共有多少次？” 记不清了，好像自从当了公民，每年都被叫到。法官居然笑了笑：“最近一次，坐在对面席位上，是哪一年，哪个法庭？” 去年，也在这个法庭。
“有没有什么种族、文化、信仰方面的偏见，影响你做出公正的判断？” （哈哈，我的压台戏来了！）“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，中国的司法理念和美国恰恰相反，中国把上法庭的被告称为罪犯，案件的审理过程就是找出无罪的依据；而美国法庭把被告称为嫌疑，在证明他有罪之前还是清白的。我是受着中国的教育，用中国的方式来思维和判断的。” 法官：“可以理解，我可以向你解释美国的法律概念，帮你熟悉我们的审理方式。”回答：“是啊，你可以向我解释，但是你不能改变我，根深蒂固的思维方法。我听了你的案情介绍，事情已经很清楚，显然，被告是有罪的。”（就凭此人犯了此案，害得我们那么多人，花着纳税人的钱，在此受那么多天的‘牢狱之灾’，他还不是罪孽深重吗？！）法官：“那你认为他是有罪的？”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这一生中，几个关键的考试或特殊场合，我一直为自己的临场发挥自豪。这次也是一样，一扫事前的忐忐忑忑，英文词汇好像会自己跳到舌头上，坚定地吐出来，其实语法并不一定正确，可是总能让对方懂我的意思。
我说完之后，法官并没有让两位律师再来向我发问，而是直接把他们两人招到面前，交换了几句，就对我说：“Ms X，You are excused. (你可以走了)” -- 阿里路亚！！这是第四天（12月2日）下午不到四点，终于“刑满释放”，离开座位时，大家用微笑给我送行，走出大门，高兴得都找不到电梯，一路小跑，下了楼梯，奔向自由！
（全文完）
2009年1月22日星期四
当陪审员（三）
第二天，睡足了觉，上下衣服都减了一层，出家门，天下着雨，想到只要开车十来分钟，不用过桥去上班，不禁有点得意。停好车，开始骂这个政府大楼，不为老百姓着想，离停车场近的门都锁着，非要大家绕道走正门，让我冒雨走了三、五分钟。这天，过安检还要脱鞋，人过去后，传送带上的书包却不出来，检查的人说我书包里有一把“瑞士军刀”！弄了半天，是一把二寸长的折叠多用刀。只好再冒雨、再绕道，走回停车场，把小刀放到车里，否则要被他们扔掉。回来才算过关，进去之后，问他们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，我书包里带的东西，两天是一模一样的！昨天来的早，天也不下雨。还对他们说：我左腿里面，还有尺把长的金属棍呢，你们怎么查不出来？他们只对这个啰嗦老太耸耸肩！
这一天完全重复第一天的程序：候选人自我介绍，法官提问，公诉律师提问，辩护律师提问，法官和律师三人嘀咕一会儿，“释放”几个候选人，书记员再叫人补充空位。。。坐在旁听席上的观众，除了听叫名字，没我们什么事，既不敢看杂志，更不敢带耳机听音乐，无聊透顶。坐我旁边的小伙子，手里捏着本杂志，在书记员叫名字时就嘟哝：“该轮到我了”。我还奇怪，为什么他那么热衷于坐到候选席上，再一琢磨，是啊，不坐到那里去，永无说话的机会，没有去留的的选择，每天还得来耗着。这一想，倒不再怕被叫到名字了。当时只担心感恩节后的周五不放假，去旧金山过节的计划要落空。有人说：“法庭绝不会放过任何休息的日子，周五一定休庭” 可是没有得到法官证实，总不太放心。直到下午四点，法官提早半个钟头宣布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下周一下午一点半再见，祝大家节日愉快！”总算可以如愿进城过节，可是周一还要来！像这样，每天只开庭三个小时，照说日子好过，可要是旷日持久，公司不发工资，法庭只给一天$15元补助，连伙食费都不够！从第二天开始做笔记，看什么样的人会留下，什么样的人可放走。
周三，有几个男男女女南美人，我们都点过名，开庭十来分钟才进来，书记员看了看他们，去和庭警耳语，庭警过去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几个人离开法庭，再没回来。看来倒是一个离开的捷径，不过据说那样放走的，一定会受点惩罚，我还是争取“无罪释放”吧。
还是周三，候选人席上，一位俄国女音乐教师说：“英文是我的第二外语，听不懂法律专用名词” 法官：“我们不用法律词汇，都是常用词汇。另外，我可以发给你讲解材料（！！）”又问：“你来美国多久了？在家讲英文吗？上班呢？” 回答：“在家讲俄文，上班嘛，音乐课用不着多少英文。” “噢，音乐是国际通用语！”法官也笑了。但是并没让她走，看来光是“语言问题”不灵了。
一位白发老太太说：“我有头痛及心血管毛病，精神一紧张就会犯，头痛时，手脚都不能动。”法官：“多久发作一次?”回答：“不定时，说不定明天就不能出席，说不定今天、马上。。。”法官：“你带药了吗？”回答：“我对阿司匹林过敏！”（真是没治，怪吓人的）她说：“我很健忘，刚说过的话就记不得了。”法官回答：“你可以记笔记”（“健忘”没用）她又说：“我耳朵特别软，谁的话我都信，比如，A对我说C坏，我就认为C坏，然后，要是B又对我说C好，我就觉得C好，特别容易被说服，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。”法官没话，但是没有马上放她走，直到下一天一早才放她。
一个很爱说话的老头，缓缓地，低低地讲，可一开了头就不愿停下。他因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，至今找不到工作。说警察有好有坏，并自称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，把当时的情景徐徐道来：谁谁在场，谁谁站在门外，谁谁打的电话，叫来警察。。。直到法官把他打住，和律师商量之后，把他也放走了。
一位印度姑娘，说她朋友是家庭暴力受害人，她曾去劝解，最后打架双方都回印度去了。她被放走时，我真遗憾，自己怎么没有遇上这样的朋友！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，说他和他太太都为新闻媒体工作几十年，公诉律师问到他具体的工作，回答：“不能告诉你。” 被放走。一位胖太太，讲到她女儿受丈夫虐待，泣不成声。也被放走。证明网上有篇文章所说：他们不喜欢情绪化的人。
到第四天（12月2日）一早，那位特别愿意留下，却说不好英文的老菲律宾人才被放走，同时放走的还有一个菲律宾小伙子，他和前面那位老人好像认识，休息时老在一起。下午三点，除了候选席上的十二个人之外，我们旁听席上剩了二十六人。候选席上，留下的人中有那位中国人工程师；俄国女音乐教师；还有一个资深建筑师，四十多年为同一公司工作，当过三次陪审员，七十年代两次，八年前一次；再有一个被女朋友打得下跪的壮男。。。好多人我弄不清为什么放或留。至此，刚开始时的六十人将近走了一半，除了正式陪审员十二个，还必须选两个候补陪审员呢，路漫漫啊！
这一天完全重复第一天的程序：候选人自我介绍，法官提问，公诉律师提问，辩护律师提问，法官和律师三人嘀咕一会儿，“释放”几个候选人，书记员再叫人补充空位。。。坐在旁听席上的观众，除了听叫名字，没我们什么事，既不敢看杂志，更不敢带耳机听音乐，无聊透顶。坐我旁边的小伙子，手里捏着本杂志，在书记员叫名字时就嘟哝：“该轮到我了”。我还奇怪，为什么他那么热衷于坐到候选席上，再一琢磨，是啊，不坐到那里去，永无说话的机会，没有去留的的选择，每天还得来耗着。这一想，倒不再怕被叫到名字了。当时只担心感恩节后的周五不放假，去旧金山过节的计划要落空。有人说：“法庭绝不会放过任何休息的日子，周五一定休庭” 可是没有得到法官证实，总不太放心。直到下午四点，法官提早半个钟头宣布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下周一下午一点半再见，祝大家节日愉快！”总算可以如愿进城过节，可是周一还要来！像这样，每天只开庭三个小时，照说日子好过，可要是旷日持久，公司不发工资，法庭只给一天$15元补助，连伙食费都不够！从第二天开始做笔记，看什么样的人会留下，什么样的人可放走。
周三，有几个男男女女南美人，我们都点过名，开庭十来分钟才进来，书记员看了看他们，去和庭警耳语，庭警过去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几个人离开法庭，再没回来。看来倒是一个离开的捷径，不过据说那样放走的，一定会受点惩罚，我还是争取“无罪释放”吧。
还是周三，候选人席上，一位俄国女音乐教师说：“英文是我的第二外语，听不懂法律专用名词” 法官：“我们不用法律词汇，都是常用词汇。另外，我可以发给你讲解材料（！！）”又问：“你来美国多久了？在家讲英文吗？上班呢？” 回答：“在家讲俄文，上班嘛，音乐课用不着多少英文。” “噢，音乐是国际通用语！”法官也笑了。但是并没让她走，看来光是“语言问题”不灵了。
一位白发老太太说：“我有头痛及心血管毛病，精神一紧张就会犯，头痛时，手脚都不能动。”法官：“多久发作一次?”回答：“不定时，说不定明天就不能出席，说不定今天、马上。。。”法官：“你带药了吗？”回答：“我对阿司匹林过敏！”（真是没治，怪吓人的）她说：“我很健忘，刚说过的话就记不得了。”法官回答：“你可以记笔记”（“健忘”没用）她又说：“我耳朵特别软，谁的话我都信，比如，A对我说C坏，我就认为C坏，然后，要是B又对我说C好，我就觉得C好，特别容易被说服，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。”法官没话，但是没有马上放她走，直到下一天一早才放她。
一个很爱说话的老头，缓缓地，低低地讲，可一开了头就不愿停下。他因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，至今找不到工作。说警察有好有坏，并自称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，把当时的情景徐徐道来：谁谁在场，谁谁站在门外，谁谁打的电话，叫来警察。。。直到法官把他打住，和律师商量之后，把他也放走了。
一位印度姑娘，说她朋友是家庭暴力受害人，她曾去劝解，最后打架双方都回印度去了。她被放走时，我真遗憾，自己怎么没有遇上这样的朋友！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，说他和他太太都为新闻媒体工作几十年，公诉律师问到他具体的工作，回答：“不能告诉你。” 被放走。一位胖太太，讲到她女儿受丈夫虐待，泣不成声。也被放走。证明网上有篇文章所说：他们不喜欢情绪化的人。
到第四天（12月2日）一早，那位特别愿意留下，却说不好英文的老菲律宾人才被放走，同时放走的还有一个菲律宾小伙子，他和前面那位老人好像认识，休息时老在一起。下午三点，除了候选席上的十二个人之外，我们旁听席上剩了二十六人。候选席上，留下的人中有那位中国人工程师；俄国女音乐教师；还有一个资深建筑师，四十多年为同一公司工作，当过三次陪审员，七十年代两次，八年前一次；再有一个被女朋友打得下跪的壮男。。。好多人我弄不清为什么放或留。至此，刚开始时的六十人将近走了一半，除了正式陪审员十二个，还必须选两个候补陪审员呢，路漫漫啊！
2009年1月20日星期二
当陪审员（二）
乖乖地随大流下二楼，六十几个人，在两个荷枪实弹的庭警“押解”下鱼贯而入，进门桌子上，给每人发一本记事本，一支铅笔。右手边是我们这些人的席位，五、六排阶 梯座位，每排都有人散坐着，看来，这次的庭警比较松，以前有一次，非要大家从前往后，一个挨一个把位置填满。这次既然可以随便，我当然去了高处的最后一排。
纵观全场，面对我们，左侧是两排空椅子，那是“陪审员候选人”席，右侧是半圆柜台圈起来的法官席，现在里面只有一个管点名的书记员，靠我们这边，柜台有个出入口，小栅栏门边坐着个帅哥庭警，长着个希腊鼻子，表情严肃，真像米开朗基罗的石膏像。在我们面前第一排，右手第一个是被告，后颈都刺着青的年轻人，头上还卡着个东西，他边上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，靠他近的是辩护律师，远的是公诉律师。房间中间，背对法官席是打字员。靠着陪审员席，面对被告的，是拿着话筒对被告说话的译员，大概被告不懂英文，头上卡着耳机，听翻译转达。
书记员点完名，进去禀报，一个老黑人法官才入席。希腊鼻子的庭警宣布：“法庭开始，请把手机关上。”还示意戴帽子的摘去帽子（难道怕帽子内藏有武器？）首先，全体起立举右手宣誓，保证庭上讲的都是真话，法官宣布纪律：所有在这里的人，相互之间不能谈论案情，也不要去外面打听。这个案子大概需要三个星期（妈呀，不光感恩节过不好，连圣诞节也搭上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盼了一年的长假就这样告吹啦！）然后，介绍案情：发生在我们北面的小城（离我家不远）。。。入室抢劫案。。。好像被告还切断了电 线。。。等等，法官说得很轻，又不用麦克风，根本听不全，又不敢说，怕他们要我坐到前面去。
接着，提十几个问题，要我们在记事本上对每个问题写下“是”或“否”的回答：第一个问题：“你有否听说过此事，认识不认识与此案有关的人？” 我搜肠刮肚地回想，近期听过的收音机、看过的报纸、看过的电视，关于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车程的小城里的抢劫案？ 老板鲍勃倒是告诉过我，那里不久前有一起严重车祸，死了一个年轻人。。。第X个问题：“你有没有经历或目睹过任何家庭暴力行为，你介入的程度？”又是一番苦思冥想，企图挖出点有用的回忆，此时真遗憾几十年中竟然没有这种经历！ 后面几个问题都没听清，只有一个问题被我抓住：“有没有因为种族、文化、信仰方面造成的偏见，可能影响你的判断” 好！大概可以借此发挥一下。最后，书记员叫了十二个名字，让他们坐到我们左手边的陪审员候选人席上。
他们每人座位上都有一张纸，从后排第一位（从这时候起，法官就称他们为几号几号陪审员）开始逐个回答纸上的问题。每人起码一二十分钟，才能答完一二十个问题。我们席上，有一个女士听得不耐烦，起身，可能要出去上厕所，被庭警拦住：“法庭上不能离开！”我这个从小不能连续坐一个钟头的人，在那闷热的房间里晕晕乎乎，简直想喊救命了，想象着：“要是我昏过去了（或者假装昏过去）会怎麽样？” 还好，不久法官宣布休息十五分钟。利用“放风”时间，赶紧给大女儿发短信，告诉她，我被“抓进去”了，什么时候能放出来还不知道。她回信向我献计：“一口咬定有罪或者没罪，显得有偏见比较容易被替换下来，越显得公正越容易被留下”这些，我也知道，可是，谁给我说话的机会呢！
以前，威斯康辛的马洛教授曾告诉我，一般容易被选上陪审员的是，受教育较少，特别是没有专门受过法律方面训练，或者是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，比如他女儿，硕士毕业，在图书馆工作，喜欢阅读， 就能被放出来。可是我这次听下来，大部分候选人文化程度都很高，而且很多是公司管理人员，内中一个中年中国人，本人是工程师，在这里两个大电讯公司工作二三十年，妻子是斯坦福大学做 研究的科学家，大儿子高中教师，另外两个孩子都上大学。看来，挨着硅谷还真找不到白丁呢。
十二个陪审员候选人讲完之后，公诉律师、辩护律师分别走到他们面前，向他们挨个提问，目的是剔除对自己一方可能不利的人员。公诉律师提的问题之一：“如果某项证词只有一个证人的话，你能否接受？”其中一个发髻梳得高高的女士说：“当然不能！” 后来还是她，和公诉律师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激烈地争辩起来，她一口一个：“绝对是。。。” “当然是。。。” 那个律师好像都有点招架不住。然而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设法逃走，极个别人甚至巴望能留下。第一批十二个候选人中，有一个菲律宾老头，是唯一一个在超市工作的，英文不行，回答问题支支吾吾，法官连问他几次：“‘是’ 还是 ‘不是’ ？” 他回答：“我这是第一次来当陪审员。。。不太清楚。。。”答非所问。
两位律师问话完毕，回自己座位，法官再召集他们过去，三人聚头商议结果，剔除两位候选人，一位是高高发髻的时髦女，另一位是家里父兄都做警察。第一天最后一件事：书记员又从我们这边，叫两个名字，补充到候选人席上坐定，法官才宣布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下午一点半再见”。
纵观全场，面对我们，左侧是两排空椅子，那是“陪审员候选人”席，右侧是半圆柜台圈起来的法官席，现在里面只有一个管点名的书记员，靠我们这边，柜台有个出入口，小栅栏门边坐着个帅哥庭警，长着个希腊鼻子，表情严肃，真像米开朗基罗的石膏像。在我们面前第一排，右手第一个是被告，后颈都刺着青的年轻人，头上还卡着个东西，他边上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，靠他近的是辩护律师，远的是公诉律师。房间中间，背对法官席是打字员。靠着陪审员席，面对被告的，是拿着话筒对被告说话的译员，大概被告不懂英文，头上卡着耳机，听翻译转达。
书记员点完名，进去禀报，一个老黑人法官才入席。希腊鼻子的庭警宣布：“法庭开始，请把手机关上。”还示意戴帽子的摘去帽子（难道怕帽子内藏有武器？）首先，全体起立举右手宣誓，保证庭上讲的都是真话，法官宣布纪律：所有在这里的人，相互之间不能谈论案情，也不要去外面打听。这个案子大概需要三个星期（妈呀，不光感恩节过不好，连圣诞节也搭上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盼了一年的长假就这样告吹啦！）然后，介绍案情：发生在我们北面的小城（离我家不远）。。。入室抢劫案。。。好像被告还切断了电 线。。。等等，法官说得很轻，又不用麦克风，根本听不全，又不敢说，怕他们要我坐到前面去。
接着，提十几个问题，要我们在记事本上对每个问题写下“是”或“否”的回答：第一个问题：“你有否听说过此事，认识不认识与此案有关的人？” 我搜肠刮肚地回想，近期听过的收音机、看过的报纸、看过的电视，关于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车程的小城里的抢劫案？ 老板鲍勃倒是告诉过我，那里不久前有一起严重车祸，死了一个年轻人。。。第X个问题：“你有没有经历或目睹过任何家庭暴力行为，你介入的程度？”又是一番苦思冥想，企图挖出点有用的回忆，此时真遗憾几十年中竟然没有这种经历！ 后面几个问题都没听清，只有一个问题被我抓住：“有没有因为种族、文化、信仰方面造成的偏见，可能影响你的判断” 好！大概可以借此发挥一下。最后，书记员叫了十二个名字，让他们坐到我们左手边的陪审员候选人席上。
他们每人座位上都有一张纸，从后排第一位（从这时候起，法官就称他们为几号几号陪审员）开始逐个回答纸上的问题。每人起码一二十分钟，才能答完一二十个问题。我们席上，有一个女士听得不耐烦，起身，可能要出去上厕所，被庭警拦住：“法庭上不能离开！”我这个从小不能连续坐一个钟头的人，在那闷热的房间里晕晕乎乎，简直想喊救命了，想象着：“要是我昏过去了（或者假装昏过去）会怎麽样？” 还好，不久法官宣布休息十五分钟。利用“放风”时间，赶紧给大女儿发短信，告诉她，我被“抓进去”了，什么时候能放出来还不知道。她回信向我献计：“一口咬定有罪或者没罪，显得有偏见比较容易被替换下来，越显得公正越容易被留下”这些，我也知道，可是，谁给我说话的机会呢！
以前，威斯康辛的马洛教授曾告诉我，一般容易被选上陪审员的是，受教育较少，特别是没有专门受过法律方面训练，或者是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，比如他女儿，硕士毕业，在图书馆工作，喜欢阅读， 就能被放出来。可是我这次听下来，大部分候选人文化程度都很高，而且很多是公司管理人员，内中一个中年中国人，本人是工程师，在这里两个大电讯公司工作二三十年，妻子是斯坦福大学做 研究的科学家，大儿子高中教师，另外两个孩子都上大学。看来，挨着硅谷还真找不到白丁呢。
十二个陪审员候选人讲完之后，公诉律师、辩护律师分别走到他们面前，向他们挨个提问，目的是剔除对自己一方可能不利的人员。公诉律师提的问题之一：“如果某项证词只有一个证人的话，你能否接受？”其中一个发髻梳得高高的女士说：“当然不能！” 后来还是她，和公诉律师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激烈地争辩起来，她一口一个：“绝对是。。。” “当然是。。。” 那个律师好像都有点招架不住。然而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设法逃走，极个别人甚至巴望能留下。第一批十二个候选人中，有一个菲律宾老头，是唯一一个在超市工作的，英文不行，回答问题支支吾吾，法官连问他几次：“‘是’ 还是 ‘不是’ ？” 他回答：“我这是第一次来当陪审员。。。不太清楚。。。”答非所问。
两位律师问话完毕，回自己座位，法官再召集他们过去，三人聚头商议结果，剔除两位候选人，一位是高高发髻的时髦女，另一位是家里父兄都做警察。第一天最后一件事：书记员又从我们这边，叫两个名字，补充到候选人席上坐定，法官才宣布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下午一点半再见”。
当陪审员 (一）
几乎每年一次，都会收到法庭传票，要求某月某日去某某法庭报到，作陪审员的候选人。说是公民的义务，但十有八九的人（不光中国人，美国人也一样）不愿意去，为什么？看下去就知道。我算 幸运，大多数都是电话筛选就落选，只有一次被叫到法庭，在候选室落选；另一次到了法庭里面，学别人样子装傻，说听不懂法律名词，被放了出来。
据说，传票是各县范围内，从居民名单中随机抽签决定的，有时，住在南面城市的要驱车半个、一个钟头北上。。。数月前，传票又来，还好是本城法庭，离家近，只要开车十分钟，可是日子不好，感恩节假期前两天，当时正在计划假期牵着狗狗带着乌龟，去城里大女儿家过节。感恩节的法定假实际上只有周四一天，周五是大部分公司送的。连上周末两天，自己再加上几天休假，本来，可以在家安安稳稳待上十天的。
照规矩，在传票指定日子前晚五点之后，就可以电话或上网查询，周一晚不到五点就上了法庭的网站，很高兴地看到红字，表示周二上午不需要陪审员，但是中午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还要再查，一心巴望还能见到“今天不要人”，又可以过12个月（按规定被抽到的时间间隔应大于12个月）太平日子。十一点不到打开网页，赫然发现我们小组的号码，必须十二点半去法庭报到！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头天夜里三点多钟醒了，东想西想没睡着，索性起来上网，到八点才躺下的，那时候刚起床不久，还没洗脸吃饭！匆匆忙忙几件事一起做，还抓了些从网上打印的东西，准备在候选室看。不到12点出了门，到那里还没进门就发现什么都带了，就没带那张传票！回家去拿肯定要迟到进场，传票上说得很清楚：一定要带传票，一定要准时。跟政府部门，特别是法院打交道，没有讨价还价的！
候选室关着门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怎么办？同在门口等待的人给我出主意，打法庭的问询电话。拨通了手机，里面一通指示，按这个键，按那个键，等待。。。这时，里面有位黑女士，走到门边的窗口来。“对不起，请问。。。” 对方摆了摆手，往边上走去。噢，原来人家去上厕所。只好继续等电话里能有人来回答。。。直到黑女士回到窗口，赶紧开口问她，可是，她很不高兴我没把电话放下：“你是打电话还是跟我说话？”赶紧把电话放下，说我忘了带传票。“没有传票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！有身份证吗？”口气怎么跟给我办出国手续的官员一样！实际上只需提供驾照，马上就可从电脑里再打印一张的，为这样的举手之劳也把我训斥一顿，看来世界上的官僚都一样。
进了候选室，总算喘口气，找了个角落的好位子，一份接一份看带来的网上打印材料，包括别人怎么从陪审员候选过程逃脱的。半天半天，那位黑女人才来给我们介绍哪有水，哪儿是厕所，发放给各人单位的证明信，放一段介绍陪审员筛选过程的录像，还发放一张申诉表，可向法庭提出自己当陪审员的困难，黑女人说：“填了表只是送给法官看，不保证会被批准放行”。很多人起身去拿，我也要了一张。表上已经印好几个选择：1，健康原因；2，在校学生可申请延期；3，家里有病人，你是唯一照看人。等等。对我可能适用的只有第一项，我写上“本人有高血压，精神紧张时不能入眠，昨晚一宵未眠，今天感觉很不好。。。”根据以往经验，这个时候会有人来叫走几批，去几个法庭，放走其他的人，翘首盼望却不见来叫号的人，而是要全体都去606法庭。
得，第一关没过！
据说，传票是各县范围内，从居民名单中随机抽签决定的，有时，住在南面城市的要驱车半个、一个钟头北上。。。数月前，传票又来，还好是本城法庭，离家近，只要开车十分钟，可是日子不好，感恩节假期前两天，当时正在计划假期牵着狗狗带着乌龟，去城里大女儿家过节。感恩节的法定假实际上只有周四一天，周五是大部分公司送的。连上周末两天，自己再加上几天休假，本来，可以在家安安稳稳待上十天的。
照规矩，在传票指定日子前晚五点之后，就可以电话或上网查询，周一晚不到五点就上了法庭的网站，很高兴地看到红字，表示周二上午不需要陪审员，但是中午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还要再查，一心巴望还能见到“今天不要人”，又可以过12个月（按规定被抽到的时间间隔应大于12个月）太平日子。十一点不到打开网页，赫然发现我们小组的号码，必须十二点半去法庭报到！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头天夜里三点多钟醒了，东想西想没睡着，索性起来上网，到八点才躺下的，那时候刚起床不久，还没洗脸吃饭！匆匆忙忙几件事一起做，还抓了些从网上打印的东西，准备在候选室看。不到12点出了门，到那里还没进门就发现什么都带了，就没带那张传票！回家去拿肯定要迟到进场，传票上说得很清楚：一定要带传票，一定要准时。跟政府部门，特别是法院打交道，没有讨价还价的！
候选室关着门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怎么办？同在门口等待的人给我出主意，打法庭的问询电话。拨通了手机，里面一通指示，按这个键，按那个键，等待。。。这时，里面有位黑女士，走到门边的窗口来。“对不起，请问。。。” 对方摆了摆手，往边上走去。噢，原来人家去上厕所。只好继续等电话里能有人来回答。。。直到黑女士回到窗口，赶紧开口问她，可是，她很不高兴我没把电话放下：“你是打电话还是跟我说话？”赶紧把电话放下，说我忘了带传票。“没有传票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！有身份证吗？”口气怎么跟给我办出国手续的官员一样！实际上只需提供驾照，马上就可从电脑里再打印一张的，为这样的举手之劳也把我训斥一顿，看来世界上的官僚都一样。
进了候选室，总算喘口气，找了个角落的好位子，一份接一份看带来的网上打印材料，包括别人怎么从陪审员候选过程逃脱的。半天半天，那位黑女人才来给我们介绍哪有水，哪儿是厕所，发放给各人单位的证明信，放一段介绍陪审员筛选过程的录像，还发放一张申诉表，可向法庭提出自己当陪审员的困难，黑女人说：“填了表只是送给法官看，不保证会被批准放行”。很多人起身去拿，我也要了一张。表上已经印好几个选择：1，健康原因；2，在校学生可申请延期；3，家里有病人，你是唯一照看人。等等。对我可能适用的只有第一项，我写上“本人有高血压，精神紧张时不能入眠，昨晚一宵未眠，今天感觉很不好。。。”根据以往经验，这个时候会有人来叫走几批，去几个法庭，放走其他的人，翘首盼望却不见来叫号的人，而是要全体都去606法庭。
得，第一关没过！
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
烤面包
曾经用面包机烤过，扔在桌子上当当响的硬皮面包，好像西北人吃的馕；也烤过，跟在上海的山东人做的高脚馒头差不多的软面包，效果都不理想。前些日子见到这个“孑孓”的方子，又开始跃跃欲试，可是它要用十分之九的面包面粉（Bread Flour) 和十分之一的蛋糕面粉(Cake Flour)，又把我难住。直到新年假期，见大羊照这个“五分钟软式面包”的方子，烤出好看又好吃的豆沙面包，让羊妈妈重拾信心 -- 连只会煎鸡蛋的大羊都能做成，肯定是个百试百灵的方子啦！从大羊家回来以后就开始备料，前天晚上发面，今天实践成功，向大家报喜。
这个方子的好处是只用普通面粉（All Purpose Flour)，而且发一次面放在冰箱里，可用好几次，什么时候想吃，或者只想让家里有点烤面包的香味，就可揪出一小团面来烤上几个小面包。
我这次基本按“五分钟软式面包”方子配的面粉；发好之后，取了四分之一，按“孑孓”的方子做的豆沙面包；按自己的材料在豆沙里加了葡萄干、椰丝末和核桃仁：
1，没有按它的要求加盐，因为我从Costco买的Butter里已经含盐；
2，最后刷表面的蛋黄，是从和面用的四个鸡蛋中取出来的。
博采众长，就地取材。
2009年1月11日星期日
佛手瓜
十多年前，向一位广东朋友要来一盆瓜苗，那是因为，见我以前的房东在院子里种过，长得快、结果多的瓜。好像是他告诉我叫佛手瓜，其实，后来给我瓜苗的广东朋友叫它合掌瓜，瓜头确实像两个合在一起的手掌，英文叫 Chayote。种一次，年年能收，只要有地方让它爬藤，非常容易管理，一般我在冬天给它在根边埋些肥料，春天发芽之后澆点水，秋后至霜冻来临之前（一般十二月到一月中）一直结瓜，从没发现长过虫，只有去年有蚂蚁，今年是老鼠来糟蹋，连可恨的蜗牛也不来光顾。唯一的缺点是削皮时，一定要戴手套，因为有很黏的汁，像胶水一样粘在手上、刀上，干了很不容易去掉，但是马上用水能冲掉，而且，瓜肉部分没有这个问题。
种下去第一年，抽了好几丈长的茎，只结了一、二个瓜，第二年就结得多了些，第三年不得了，收了161磅，弄得我挨家挨户去送邻居，还让两个教会来募捐食物的太太拉走一车。后续几年，每年也有五、六十几磅，到07年春天，把盖在它上面的大枫树砍了之后，一下子疯了似的结了305磅！今年不算“大年”可也收了137磅。
它的味道清脆微甜，嫩的炒来吃或拌凉菜，老一些的最适合当冬瓜用来炖排骨汤或煲粥。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识货的人不多，我除了送广东朋友之外，拿到办公室，都要附加说明，别人才将信将疑的拿上几个。免费送还送不掉，弄得我都烦了，索性都留给阿尼塔当饭后胡萝卜吃，今年还用它做了一瓶甜酸瓜，前两天尝了尝蛮清脆的，就是还能尝到醋味，想等它泡出本身的酸味之后可能会更像酸菜，到时候再去送人。
建议有阳光院子的朋友，也来种这一本万利的瓜，只要秋天买一、二个瓜放着等它春天发芽了，把整个瓜埋下去，保持土壤湿润。。。你就坐等，秋天瓜瓜们噼里啪啦往下掉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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