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陪审员（三）

第二天，睡足了觉，上下衣服都减了一层，出家门，天下着雨，想到只要开车十来分钟，不用过桥去上班，不禁有点得意。停好车，开始骂这个政府大楼，不为老百姓着想，离停车场近的门都锁着，非要大家绕道走正门，让我冒雨走了三、五分钟。这天，过安检还要脱鞋，人过去后，传送带上的书包却不出来，检查的人说我书包里有一把“瑞士军刀”！弄了半天，是一把二寸长的折叠多用刀。只好再冒雨、再绕道，走回停车场，把小刀放到车里，否则要被他们扔掉。回来才算过关，进去之后，问他们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，我书包里带的东西，两天是一模一样的！昨天来的早，天也不下雨。还对他们说：我左腿里面，还有尺把长的金属棍呢，你们怎么查不出来？他们只对这个啰嗦老太耸耸肩！

这一天完全重复第一天的程序：候选人自我介绍，法官提问，公诉律师提问，辩护律师提问，法官和律师三人嘀咕一会儿，“释放”几个候选人，书记员再叫人补充空位。。。坐在旁听席上的观众，除了听叫名字，没我们什么事，既不敢看杂志，更不敢带耳机听音乐，无聊透顶。坐我旁边的小伙子，手里捏着本杂志，在书记员叫名字时就嘟哝：“该轮到我了”。我还奇怪，为什么他那么热衷于坐到候选席上，再一琢磨，是啊，不坐到那里去，永无说话的机会，没有去留的的选择，每天还得来耗着。这一想，倒不再怕被叫到名字了。当时只担心感恩节后的周五不放假，去旧金山过节的计划要落空。有人说：“法庭绝不会放过任何休息的日子，周五一定休庭” 可是没有得到法官证实，总不太放心。直到下午四点，法官提早半个钟头宣布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下周一下午一点半再见，祝大家节日愉快！”总算可以如愿进城过节，可是周一还要来！像这样，每天只开庭三个小时，照说日子好过，可要是旷日持久，公司不发工资，法庭只给一天$15元补助，连伙食费都不够！从第二天开始做笔记，看什么样的人会留下，什么样的人可放走。

周三，有几个男男女女南美人，我们都点过名，开庭十来分钟才进来，书记员看了看他们，去和庭警耳语，庭警过去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几个人离开法庭，再没回来。看来倒是一个离开的捷径，不过据说那样放走的，一定会受点惩罚，我还是争取“无罪释放”吧。

还是周三，候选人席上，一位俄国女音乐教师说：“英文是我的第二外语，听不懂法律专用名词” 法官：“我们不用法律词汇，都是常用词汇。另外，我可以发给你讲解材料（！！）”又问：“你来美国多久了？在家讲英文吗？上班呢？” 回答：“在家讲俄文，上班嘛，音乐课用不着多少英文。” “噢，音乐是国际通用语！”法官也笑了。但是并没让她走，看来光是“语言问题”不灵了。

一位白发老太太说：“我有头痛及心血管毛病，精神一紧张就会犯，头痛时，手脚都不能动。”法官：“多久发作一次?”回答：“不定时，说不定明天就不能出席，说不定今天、马上。。。”法官：“你带药了吗？”回答：“我对阿司匹林过敏！”（真是没治，怪吓人的）她说：“我很健忘，刚说过的话就记不得了。”法官回答：“你可以记笔记”（“健忘”没用）她又说：“我耳朵特别软，谁的话我都信，比如，A对我说C坏，我就认为C坏，然后，要是B又对我说C好，我就觉得C好，特别容易被说服，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。”法官没话，但是没有马上放她走，直到下一天一早才放她。

一个很爱说话的老头，缓缓地，低低地讲，可一开了头就不愿停下。他因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，至今找不到工作。说警察有好有坏，并自称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，把当时的情景徐徐道来：谁谁在场，谁谁站在门外，谁谁打的电话，叫来警察。。。直到法官把他打住，和律师商量之后，把他也放走了。

一位印度姑娘，说她朋友是家庭暴力受害人，她曾去劝解，最后打架双方都回印度去了。她被放走时，我真遗憾，自己怎么没有遇上这样的朋友！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，说他和他太太都为新闻媒体工作几十年，公诉律师问到他具体的工作，回答：“不能告诉你。” 被放走。一位胖太太，讲到她女儿受丈夫虐待，泣不成声。也被放走。证明网上有篇文章所说：他们不喜欢情绪化的人。

到第四天（12月2日）一早，那位特别愿意留下，却说不好英文的老菲律宾人才被放走，同时放走的还有一个菲律宾小伙子，他和前面那位老人好像认识，休息时老在一起。下午三点，除了候选席上的十二个人之外，我们旁听席上剩了二十六人。候选席上，留下的人中有那位中国人工程师；俄国女音乐教师；还有一个资深建筑师，四十多年为同一公司工作，当过三次陪审员，七十年代两次，八年前一次；再有一个被女朋友打得下跪的壮男。。。好多人我弄不清为什么放或留。至此，刚开始时的六十人将近走了一半，除了正式陪审员十二个，还必须选两个候补陪审员呢，路漫漫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