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陪审员（二）

乖乖地随大流下二楼，六十几个人，在两个荷枪实弹的庭警“押解”下鱼贯而入，进门桌子上，给每人发一本记事本，一支铅笔。右手边是我们这些人的席位，五、六排阶 梯座位，每排都有人散坐着，看来，这次的庭警比较松，以前有一次，非要大家从前往后，一个挨一个把位置填满。这次既然可以随便，我当然去了高处的最后一排。

纵观全场，面对我们，左侧是两排空椅子，那是“陪审员候选人”席，右侧是半圆柜台圈起来的法官席，现在里面只有一个管点名的书记员，靠我们这边，柜台有个出入口，小栅栏门边坐着个帅哥庭警，长着个希腊鼻子，表情严肃，真像米开朗基罗的石膏像。在我们面前第一排，右手第一个是被告，后颈都刺着青的年轻人，头上还卡着个东西，他边上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，靠他近的是辩护律师，远的是公诉律师。房间中间，背对法官席是打字员。靠着陪审员席，面对被告的，是拿着话筒对被告说话的译员，大概被告不懂英文，头上卡着耳机，听翻译转达。

书记员点完名，进去禀报，一个老黑人法官才入席。希腊鼻子的庭警宣布：“法庭开始，请把手机关上。”还示意戴帽子的摘去帽子（难道怕帽子内藏有武器？）首先，全体起立举右手宣誓，保证庭上讲的都是真话，法官宣布纪律：所有在这里的人，相互之间不能谈论案情，也不要去外面打听。这个案子大概需要三个星期（妈呀，不光感恩节过不好，连圣诞节也搭上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盼了一年的长假就这样告吹啦！）然后，介绍案情：发生在我们北面的小城（离我家不远）。。。入室抢劫案。。。好像被告还切断了电 线。。。等等，法官说得很轻，又不用麦克风，根本听不全，又不敢说，怕他们要我坐到前面去。

接着，提十几个问题，要我们在记事本上对每个问题写下“是”或“否”的回答：第一个问题：“你有否听说过此事，认识不认识与此案有关的人？” 我搜肠刮肚地回想，近期听过的收音机、看过的报纸、看过的电视，关于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车程的小城里的抢劫案？ 老板鲍勃倒是告诉过我，那里不久前有一起严重车祸，死了一个年轻人。。。第X个问题：“你有没有经历或目睹过任何家庭暴力行为，你介入的程度？”又是一番苦思冥想，企图挖出点有用的回忆，此时真遗憾几十年中竟然没有这种经历！ 后面几个问题都没听清，只有一个问题被我抓住：“有没有因为种族、文化、信仰方面造成的偏见，可能影响你的判断” 好！大概可以借此发挥一下。最后，书记员叫了十二个名字，让他们坐到我们左手边的陪审员候选人席上。

他们每人座位上都有一张纸，从后排第一位（从这时候起，法官就称他们为几号几号陪审员）开始逐个回答纸上的问题。每人起码一二十分钟，才能答完一二十个问题。我们席上，有一个女士听得不耐烦，起身，可能要出去上厕所，被庭警拦住：“法庭上不能离开！”我这个从小不能连续坐一个钟头的人，在那闷热的房间里晕晕乎乎，简直想喊救命了，想象着：“要是我昏过去了（或者假装昏过去）会怎麽样？” 还好，不久法官宣布休息十五分钟。利用“放风”时间，赶紧给大女儿发短信，告诉她，我被“抓进去”了，什么时候能放出来还不知道。她回信向我献计：“一口咬定有罪或者没罪，显得有偏见比较容易被替换下来，越显得公正越容易被留下”这些，我也知道，可是，谁给我说话的机会呢！

以前，威斯康辛的马洛教授曾告诉我，一般容易被选上陪审员的是，受教育较少，特别是没有专门受过法律方面训练，或者是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，比如他女儿，硕士毕业，在图书馆工作，喜欢阅读， 就能被放出来。可是我这次听下来，大部分候选人文化程度都很高，而且很多是公司管理人员，内中一个中年中国人，本人是工程师，在这里两个大电讯公司工作二三十年，妻子是斯坦福大学做 研究的科学家，大儿子高中教师，另外两个孩子都上大学。看来，挨着硅谷还真找不到白丁呢。

十二个陪审员候选人讲完之后，公诉律师、辩护律师分别走到他们面前，向他们挨个提问，目的是剔除对自己一方可能不利的人员。公诉律师提的问题之一：“如果某项证词只有一个证人的话，你能否接受？”其中一个发髻梳得高高的女士说：“当然不能！” 后来还是她，和公诉律师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激烈地争辩起来，她一口一个：“绝对是。。。” “当然是。。。” 那个律师好像都有点招架不住。然而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设法逃走，极个别人甚至巴望能留下。第一批十二个候选人中，有一个菲律宾老头，是唯一一个在超市工作的，英文不行，回答问题支支吾吾，法官连问他几次：“‘是’ 还是 ‘不是’ ？” 他回答：“我这是第一次来当陪审员。。。不太清楚。。。”答非所问。

两位律师问话完毕，回自己座位，法官再召集他们过去，三人聚头商议结果，剔除两位候选人，一位是高高发髻的时髦女，另一位是家里父兄都做警察。第一天最后一件事：书记员又从我们这边，叫两个名字，补充到候选人席上坐定，法官才宣布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下午一点半再见”。